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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Jia 2023-06-28 22:30 160 浏览

文学教育微信平台 2023年第6号（总第285号）

卡夫卡《城堡》中身份问题的思考

罗志强

“身份”一词英文翻译为identity 深容sci写作助手，identity 本身又具有两重含义：其一“本身、本体、身份”，是对我是谁的认知；其二“一致性、相同性”，是对和自己有相同性和一致性事物的认知。[1](p11-12 ）身份问题是关于人类本质存在的问题，“我是谁？”实际上便暗含着对自身身份定位的寻求。“神就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深容sci写作助手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p2 ），在**教文化体系之下，上帝具有无比的权威性，人是上帝的造物，是上帝的子民。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在宗教秩序下普遍认同这一重身份，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人的本质特性逐步丧失，原有秩序的失衡迫使人们对身份问题愈发困惑。“在现代现象中，社会和文化制度以及个体的处身位置处于自己已然不知自己何在的位置”[3] ，对于身份的定位，即对于“我是谁”答案的追寻，已成为现代人普遍的焦虑。

卡夫卡由于其尴尬的身份处境，他关于自身的身份定位一直有着极大的困惑。在他的作品中充斥着有关身份问题的困惑，《城堡》便看作是一部关于人类身份问题的寓言。《城堡》中的人物的身份自然也要是依靠着他者的认同，然而在《城堡》中的他者弥漫着模糊、威严而不可侵犯的气氛，这也使得《城堡》中的身份问题显得扑朔迷离。

一. 身份的不确定

“K 抵达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毫无踪迹，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出巨大城堡的存在。K 久久站在由大路通往村子的木桥上，仰视着似乎虚无缥缈的空间。”[4](P1) 《城堡》的开篇一段便营造了城堡高深莫测、难以接近的印象，但是城堡却居于不容质疑的统治地位，大家都敬畏城堡的威权。城堡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处理着大大小小的事务。“然而，当他走近城堡时，它却让他失望了，原来它只是一个相当简陋的小市镇，由许多村落组成。”[4](P7) 在K 的眼中，城堡甚至还不如故乡的小镇。那么为何这样的城堡需要这么多官员呢？显然，城堡中的官员应是一种概念式的存在，文中对他们的描述是极其模糊的。城堡不允许外部人员进入，人们得知的城堡官员的信息多是碎片化的，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K 一直所期盼见面的克拉姆，他的外貌在村子内部众人眼中有着极大的差异，即便是为克拉姆送信的信差巴纳巴斯也不能确认他的样貌，几乎难以确定克拉姆是否存在。作为主人公追寻K 的一个目标，克拉姆成了一个难以解释和接近的符号，他的身份和所有城堡官员一样是模糊的，仅存在于话语之中，是谜一般的存在。

《城堡》中人物的对话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很难确认人物言说的真实性，这又使得人物的身份显得不确定起来。弗丽达是贵宾饭店的酒吧女侍，她被村民们认为是城堡主任克拉姆的情妇，在村子里享受着克拉姆身份带来的特权。当奥尔加将K 带入贵宾饭店酒吧时，弗丽达向K 骄傲地展示了她的身份，“用那种同她讲的话毫无关联的得意目光看了K 一眼，‘我是他的情妇呀’”[4](P35) ，并且邀请K 从小孔中偷窥克拉姆。弗丽达在与K 见面的当晚便发生了性关系，并愿意放弃贵宾饭店的职务和克拉姆情妇的身份与K 结婚，这一切据她所说是出于对K 的爱。这个情节在小说中是充满疑问的，首先克拉姆的情妇这一身份受人尊敬，贸然主动放弃并非合适的选择。其次K 不过是身份未定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低贱，初次见面寥寥数语便相爱不符合常理。并且弗丽达与K 的两个助手关系亲密，对K 的“爱”容易受人左右，似乎另有所图。在女侍培批看来，弗丽达是假意爱上K ，企图通过与K 的结合引起轰动，巩固在酒吧的地位。弗丽达的克拉姆情妇的身份也是虚假的，“别人所见到的，只是弗丽达把啤酒端进克拉姆的房间，再拿着钱出来；可是别人没有看到的，却是听弗丽达讲的，就只好相信她说的话。”[4](P267) 不难发现，由于城堡的神秘性，弗里达言说的真实性无从考证。弗丽达作为克拉姆情妇身份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城堡中没有人可以亲自向克拉姆确定弗丽达的身份，甚至如前文所言，克拉姆其人甚至都不存在，弗里达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做实身份，继续拥有情妇身份所带来的好处。

我们再来看到主人公K 的身份，从始至终都是不确定的。K 自称是城堡中伯爵大人招聘的土地测量员，尽管他坚信自己的身份，并怀揣着希望得到城堡官方的正式认可。然而在小说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K 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K 的身份充满了疑惑：K 到底是不是土地测量员？“我是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我的助手明天带着仪器和马车来。”[4](P2) 这是K 初到村庄是因不被准许在城堡隶属的村庄过夜而自报的身份，然而城堡官方对于K 土地测量员身份前后存在矛盾，K 在城堡官方的第二个电话确认他是土地测量员后竟觉得是一场斗争开始了，“如果他们以为用承认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这种确实棋高一着的做法就能永远使他惊慌失措，那他们就错了；这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仅此而已。”[4](P3) 从K 的表现来看，他更像是一个疲惫的行人为了在客栈过夜而伪造一个与城堡有关的身份，没想到村民居然真的去联系城堡确认身份，而城堡居然也认可了他的身份，于是对K 来说“斗争”开始了。虽然村民通过与城堡官员的电话以及K 收到的克拉姆信件证明了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但是村长以接电话人的不确定和信件系私人信件不具备官方性的话语便彻底消解了这些证据的有效性，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也就没有得到认可。K 说他的助手会带仪器和马车来，而实际上他的助手不仅没有带任何东西，而且对土地测量工作一窍不通，K 甚至不认识他们，他的助手是城堡官员加特拉派来的而不是跟随他而来的老助手。K 名义上为土地测量员，城堡却根本就不需要土地测量，他也没有展现任何有关土地测量的专业才能，没有进行任何土地测量的工作。荒诞的是克拉姆在给K 的第二封信中对K 和助手们的工作大加赞扬，表示将持续关注他。K 的土地测量员身份是城堡包容K 的谎言，城堡上下为了维护官方制度的“完美性”对K 的捉弄。K 在面对酒店老板娘关于土地测量员身份问题的质询时，这样说道“深容sci写作助手你也没有说真话呀”[4](P283) ，这样看来K 的身份变得更加不确定起来。以上种种证据都在指向K 也许并非土地测量员，这个身份只不过是他为了能在城堡立足而谎造的一个身份。

二. 身份与身份的权力

“城堡从来没有正面展示自身的权力，但是城堡威权的渗透在村子里无处不在，见不着摸不到而无所不在的权力统治着村庄。”[5](P36) 城堡最高的权力理应属于西西伯爵老爷，可是他在作品中根本没有出现过，仅从人们的话语中可以得知他是城堡的实际拥有者。克拉姆是城堡的主任，仿佛也是城堡的主宰者，可是他仅仅以两封私人信件、情妇的讲述以及村民的话语等间接方式出现，他的身份如上文所述是不确定的存在，却极具威权，是权力符号的映射。克拉姆、西西伯爵老爷以及城堡内的众官员都没有直接露面，他们的身份都是抽象的存在，可是在他们背后的权力却实际统治着城堡以及城堡附属的村落。“城堡的意志是从不直接说出来的，无论何时它都只是体现在村庄的氛围里。”[5](P249) 村民在城堡的权力体系中是服从者的身份，他们敬畏着城堡，自愿接受城堡的统治。在城堡中并没有提及惩罚的机制，没有监狱警察等暴力国家机器的存在，唯一有实体威慑力的不过是在贵宾饭店来自秘书的审讯。村民的服从并不来自于对权力的恐惧，而是来自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对城堡的权力进行维护，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阿玛利亚对索提尼信差的侮辱，并未遭到城堡方面的任何惩罚，甚至没有文件记录此事，然而村民们依旧选择远离、孤立他们一家，把他们从各个圈子中排除出去，可见城堡对村民的统治已经以意识形态作用的方式深入人心。城堡与村民之间尊卑有序，一切在城堡的统治下秩序井然，同时城堡内部等级森严，村子里也存在着高低之分。K 作为什么都不懂的外乡人，他的到来企图打破城堡权力层次的平衡，K 是游离于秩序之外而又困于秩序之中的无根之人。

对身份地位的敬畏与渴求是城堡中的常态，客栈的女店主嘉黛娜自称曾经是城堡主任克拉姆的情妇，并十分引以为豪。“这条披肩也是克拉姆送的。这顶睡帽也是。照片、披肩和睡帽，这三样东西是我保存的纪念品”[4](P74) ，她获得过克拉姆的三件纪念品，二十几年来对克拉姆念念不忘。甚至她与丈夫的谈话也离不开克拉姆这个昔日的情人，“克拉姆曾一度选我做他的情人，我能在任何时候失去这个身份吗？”[4](P75) 拥有与城堡中老爷更贴近的身份，也就更加贴近了城堡权力的中心，攀附上城堡老爷的权势。克拉姆的后一任情妇弗丽达，向外界传达所谓克拉姆的某些信息，引人遐想和尊敬，享受由克拉姆带来的人格光环，由此得到心理的满足感和实质的物质利益。弗丽达因克拉姆而名声大噪，与之相反，阿玛利亚却因侮辱了索提尼的信差而饱受蔑视。

身份的权力的彰显也需要借助外物，以物突出身份的合理性在城堡中尤为明显。阿玛利亚一家因阿玛利亚侮辱信差的事件被村子排挤，阿玛利亚的父亲在消防协会的职务也因此被裁撤，他过去象征荣耀的证书被悉数收回。“那张证书又算得了什么？它证明他的能力，可是这些能力别人是拿不走的。”[4](P188) 然而阿玛利亚父亲的能力却正是随着这些证书的离去被剥夺了，他得不到村子的认可，身份处于尴尬的境地，空有一身能力而无处施展，在盲目地追寻虚无缥缈的城堡官方的原谅中被消磨殆尽。

三.K 对身份的追寻

K 是一个想在村子客栈过夜的外乡人，他依靠虚假的身份得到了在客栈过夜的权力。他谎报的土地测量员身份，居然真的得到了城堡内官员电话口头上的认可，“是弄错了吗？我真为难，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真稀奇，真稀奇。现在我该如何像土地测量员先生解释呢？”[4](P4) 然而城堡的认可却使得K 的身份更加离奇，他先是自我建构的虚假的身份，后又被作为他者的城堡所肯定，克拉姆的信件中知道有关K 的信息，城堡按照K 谎言的要求给他派来了土地测量员的助手，他的身份在城堡的话语中得到了初步的认可。

城堡对K 是了如指掌的，K 作为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对城堡知之甚少。他产生了极大的困惑：明明得到了主任克拉姆来自电话和信件的认可，由于没有来自城堡官方正式的肯定，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没有真正确定下来。如此一来，K 在城堡中的身份实际上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K 本人认可了城堡赋予的身份，他笃信他作为城堡土地测量员身份的有效性，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在村子里生活，然而他的这个身份始终处于缺失的状态，自认为是土地测量员的K 无法履行土地测量员的职责，就连城堡也不能进入。“K 所到手的东西，必须得到城堡的证实，否则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无’。”[6](P273) 他的工作、住所、助手等都处于城堡的掌握之中，自由的丧失令K 在城堡中对自身身份感到更加焦虑。

“他是到此地来接受一种自由更多的一点点工作的，他也知道自由不会自己到来，要通过斗争来获取。”[6](P273)K 与城堡的斗争从城堡赋予他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便已经开始了，城堡通过对K 身份的确认建立起K 与城堡若即若离的关系，对K 而言，一方面他的谎言暴露在城堡面前，另一方面普通村民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是虚假的，他仍有一定的自由与城堡进行斗争，确认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并在城堡中立足，争取更大的自由。K 与城堡的斗争集中体现在他渴望以正规的方式进入城堡，为此他为了见到赋予自己土地测量员身份的主任克拉姆不断地奔走。“像我这样远离老婆孩子的人，都想挣点钱带回家去。”[4](P5) 尽管按照K 的说法，他在到达城堡之前是有属于自己的家庭的，然而他还是与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并准备娶她为妻。“她替**份内的工作，我同她结婚，成为本村村民。我和克拉姆除了公事关系外，还有一层私人关系”[4](P183) ，K 显然为了接近克拉姆利用了弗丽达情妇的身份。K 最初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信差巴纳巴斯身上，巴纳巴斯给K 带来了来自克拉姆的两封信，他是K 与城堡沟通最有希望的桥梁，因此K 不惜冒着得罪未婚妻的风险前往在村中备受排挤的巴纳巴斯家。K 对待村子里的人的态度是尽可能地利用，不论是与弗丽达的结婚，还是频繁寻找信差，不过是他企图接近克拉姆、进入城堡的手段，K 甚至为了接近汉斯的母亲而与汉斯攀谈甚久。然而尽管他用尽一切手段接近克拉姆，克拉姆的形象反而愈发模糊，这些交际利用的关系渐渐成了他的负担。“K 最终还是未能得到他所希求的东西，他既未能等到与克拉姆的见面，也未能进入城堡里去，更未能‘领受’到城堡正式开出的‘罚单’。”[7](P209)K 无尽地奔波，却只是徒劳无功，正如村民所言，他根本就不懂城堡。

城堡在《城堡》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居于权力层次的最上层，在城堡的荒诞世界中具有统治一切的力量，K 在城堡的命运从他踏入城堡的一刻便已确定。首先，K 的土地测量员身份是由城堡所赋予的，而且通过克拉姆两封自相矛盾的信件，城堡的机制在K 的身份问题上出现的纰漏，城堡当局似乎有意将K 的身份置于既被肯定又不被接纳的尴尬位置。K 的目标是进入城堡，而进入城堡需要得到城堡当局的同意，倘若K 所作的一切都是在城堡当局的计划之中，K 的身份自然得不到作为他者的城堡的认证。此外，K 与阿玛利亚一样，与城堡中众人格格不入。城堡中的村民满足于城堡给予的身份认证，服从于城堡的巨大权威，从不怀疑他们所面对的一切[8](P121) ，他们与城堡的氛围是相契合的，村民们敬畏城堡的权威，懂得遵守城堡的无形的规则。K 作为闯入其中的外乡人，他试图与城堡沟通，然而却得不到回应，他们沟通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受城堡意识形态排外性的束缚，融入城堡相当于要放弃自身的主体性，K 根本无法真正融入城堡。

四. 卡夫卡其人的身份问题

“他既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犹太人深容sci写作助手！他是一个非犹太人，非德国人，非捷克人，他什么都不是，只是独自裸体地漂浮在这个冰冷的充满敌意的世界上。”[9](P289) 作为从小生活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卡夫卡时常会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困惑。尽管卡夫卡周围都是犹太人，然而他并非真正的犹太人。犹太人有着千年的漂泊史，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寄居于他国之中，依靠着对犹太教的认同维系着民族的传承。卡夫卡没有入犹太教，从小接受的还是德语教育，用德文写作，并且身处在捷克的国度里，他的身份更难有清楚的定位，缺乏归属的安全感。对于有着浓厚犹太情结的卡夫卡而言，他与城堡中的众人一样身份是不确定，他既可以是犹太人，也可以是德国人、捷克人，甚至也可以什么都不是，这给他带来了强烈的身份焦虑感。

“卡夫卡一辈子都被笼罩在强大的、外表也强壮的父亲的阴影之下”[10](P6) ，父亲对卡夫卡而言是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宛若一个暴君，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压迫着他，是他身份焦虑感而形成的重要因素。卡夫卡在《致父亲》信审视了父子之间的关系，“我在深容sci写作助手你身上找不到多少获得拯救的希望，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11](P415) 。父亲对卡夫卡的期许以及偏激的教育方式，使得卡夫卡对父亲产生恐惧、自卑、负罪的痛苦与焦虑，他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着，丧失了职业选择的自由，甚至在面对婚姻问题时也显得矛盾。卡夫卡追寻着自由，可却被困父亲打造的牢笼中，为父亲而活着。由于父亲的专制，卡夫卡与家庭成员间大多是处于陌生的状态，同时他也不能专心从事他视为生命的写作，在琐事中消磨时间而感到痛苦。《城堡》中的K 不能进入城堡，二者之间难以存在有效的沟通，卡夫卡与父亲也存在着难以消弭的隔阂，他无法与父亲进行沟通，自然也无法找回被父亲所剥夺的身份。K 和城堡的关系，就像卡夫卡和现实生活的关系。[10](P94) 民族认同的障碍，父亲压迫的恐惧以及卡夫卡自身性格的矛盾的特点，卡夫卡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努力扮演好他者所期待的角色，真正的自己被隐藏在内心深处不被人所察觉，他是一个始终孤独而没有归属感的“异乡人”。

卡夫卡将写作视为生命，写作对于卡夫卡而言是神圣的。他本人十分刻意地追求工作与写作分割开来，不愿意让功利玷污了写作。然而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他在保险业职员写文件的工作，实际上丰富了他的写作素材，也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尽管他的工作时间并不算太长，他还是认为工作耗费了他的精力，浪费他本该属于他写作的时间，为此他时常感到极度的痛苦与无力。他的归属不在社会，也不在家庭，而是在他的内心，他寻求的是一条从个人到个人的孤独之路。卡夫卡在写作中寻找自身的归属，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作有一种奇怪的、神秘的、也许是危险的、也许是解脱的慰藉：从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观察事实。”[11](P440) 写作能给他带来内心的满足感，是他真正能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沉浸在写作世界中的卡夫卡是自由的。对于卡夫卡而言，在社会与家庭中的身份的困惑和缺失可以在写作中找到答案、寻求解脱，他把自己的遭遇和困惑倾注于写作之中。同时对于卡夫卡，写作是极具私密性的存在。尽管他有所渴望能与歌德这样的文学巨匠并肩，他也意识到了上帝赐予他的文学天赋，然而他几乎不情愿将自己的写作公诸于众，他总是认为它们是不完美的，这也是卡夫卡矛盾焦虑的一种表现。

卡夫卡曾经提到，“我发现字母K ，是触目惊心的，几乎是令人作呕的，每当写下它时，它必然代表着我。”[12](P33-34) 卡夫卡敢于直视内心的身份焦虑感，并将其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写作是他内心最好的归属。

参考文献

[1] 王莹. 身份建构与文化融合：中原地区**教会个案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 圣经·创世纪[M]. 中国**教协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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